马勇先生，1956年诞生于安徽的濉溪。1973年，他应征入伍，投身军旅生涯。此后正规配资平台app，他在1977年投身淮北煤矿，成为一名掘进工。翌年，他成功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深造。再下一年的1980年，马勇先生踏入安徽大学历史系的大门。经过五年的学术积累，他在1983年顺利晋升至复旦大学历史系继续深造。1986年，他顺利完成学业，荣获硕士学位。同年，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录用，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之旅。1999年，他的学术成就得到了认可，晋升为研究员。如今，马勇先生担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并身兼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及秘书长等多重职务。
201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动的五十周年之际，亦适逢纪念结束“文革”四十周年的重要时刻。
十年风雨兼程，尽管官方已定调，文革的余响仍在公众舆论中引发波动，不时有人对那段过往表示“追忆”。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节点上，我们应如何反思与评价文革的历史？凤凰评论《高见》专栏特邀请著名近现代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就这一话题进行深度剖析。
访谈对象：马勇（著名近代史专家）
访谈员：刘昱含
“如果从意识形态看，我们可能一直走在文革或文革式的道路上，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困扰。”
缺乏制约导致文革起因
刘昱含表示：目前，十年动荡在多个领域依然具有显著的警示价值。那么，关于当时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我们应如何理解呢？
马勇指出，社会迫切需要理性思考与多元观点的交汇融合，单一化的声音，不论是源自右派还是左派，都显得格格不入。反思我国的历史，文革时期的惨痛教训正是源于思想领域的过度单一化。
真正的思想启迪与心灵释放，并非仰赖他人的指引，而是源自于多元观点的激烈交锋，从而点燃个体内在的觉醒之光。所谓多元，即是接纳各种不同的声音，哪怕这些声音看似偏激。若缺失了多元化的声音，反而可能使更多的人陷入思维僵局，沿着一条单调的道路盲目前行。
若究其文革之所以爆发，并何以演变为极端狂热，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异议之音的缺席，多元观点的沉寂。这或许源于恐惧，或许是能力的局限。在党内，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民众对领袖的信任逐渐演化为盲目的崇拜。至于党外，自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起，一连串事件导致异质思考的能力显著衰退，那些原本应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也逐渐丧失了这种能力。
刘昱含提出，在研究近代历史过程中，我们发现晚清的清朝与文革前的新中国都显现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国家特征——即能够吸取其他国家既有的成就，实现快速发展。尽管如此，这种后发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以下是对这一现象的分析。
马勇指出：“事不过三，重大事件往往重复上演，鲜少例外。”每一起重大事件，几乎都遵循着相似的剧情模式，先后演绎出两幕。初幕通常以悲剧收场；次幕则可能以喜剧或闹剧的方式落幕，最终带来一场飞跃性的变革。近代中国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不断循环的动态中持续发展。
众多学者对十九世纪末的洋务运动与二十世纪末的改革开放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力求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两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均属于被迫的“后发型”现代化路径，它们巧妙地利用了后发优势，效仿先行者的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模式，直接采购或引进成熟的先进机器和技术，从而避开了从头开始的艰难与困苦。
洋务运动，被誉为中国首次的现代化探索，其历程虽短，仅历时七八载，自1860年至1867年，我国便已成功仿制了西方的战舰、枪炮等先进武器。然而，直至1870年之后，中国才开始逐渐显现出自信的姿态，并逐步流行起“中体西用”的口号。不可否认，那时的中国确实拥有傲视群雄的底气，因为即便“大清”不进行体制改革，也能维持现状，甚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集中资源与市场，其发展速度甚至超越了同期的日本。这也是洋务运动领导者在经济增长之后未能及时推进体制改革的部分原因。然而，从历史的长河中回望，这样的选择似乎也并非全然无理。
刘昱含：问题何在？
马勇：这里面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没人看见，但是如果把看到的人的声音都屏蔽掉、压制掉，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自然就听不到反馈问题的声音了。文革前十七年，出现了那么多的党内纷争——我们过去叫做路线斗争，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这意味着反对毛泽东的思潮、势力一直有，只不过是利用权力打压下来，使这些党内的反对声音被屏蔽，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许多错误得以发生的根源。
造成这种状态，和1949年之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那时毕竟处在战争年代，参谋人员的建议是必要的，而指挥员的决断显得更重要。那时，中共党内需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敢决策，能决策，善决策，而且事实上，由于中苏关系、美苏关系、共产国际关系都发生变化，使毛泽东在这几年当中在战场上打得很顺，实事求是说，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人想到四年后国民党丢掉大陆，毛泽东、共产党得天下。这个历史事实不能不让人信服，所以我们看到在1950年代，至少在1956之前，毛泽东真的像神一样。
二、文革研究属历史学者
刘昱含提到，有人提出“关于一些超越记忆和追忆的话题正在公共讨论中放大其声音”，并且认为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时带有不纯的目的是不可接受的。对于这一观点，您有什么看法？
马勇指出，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大谬不然。文革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且非正常的状态阶段，我们每个人都承载着深刻反思的责任。正如面对历史上的任何灾难，我们都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可有丝毫懈怠。历史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若我们不去深刻反思，悲剧可能就会再次上演。
“两千万人民承受苦难，涉及的家庭之多，不言自明。”实际上，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遭受苦难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一半。面对如此惨痛的历史，若不进行深刻的反省，无疑是错误的。
自然，我也认同另一种看法：面对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不仅需要深入反思，更应采取一种更为常态化的处理方式，将其视为历史议题，交由历史学家去挖掘历史的真实面貌。历史不应沦为政治家手中的玩物，只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我们方能对事件作出准确而清晰的解读。若一味将其囿于政治的框架内，政治的解读难免会显得片面，学术的研究亦会受到局限。这正是近代诸多重大事件难以形成共识的核心原因，历史的研究与讨论理应由专业学者承担。
刘昱含提出：在这漫长的十年岁月里，众多记忆既深刻又朦胧，我们该如何规避过度掩饰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马勇指出，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尘封已久的难题愈发显眼；随着时间的遮蔽加深，留给后人的问题也变得越发难以解决。文革的阴影已消散半个世纪，在其宣告落幕之际，为了凝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中央出台了一项大体方向的历史决议，以此暂时平息了各方的纷争。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段历史几乎变成了一个禁忌之地，既无法深入研究，也无法公开讨论。
当前，年轻一代对于近十年的历史似乎了解不多。面对那些对文革过度赞誉的言论，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未深刻领悟文革的真正内涵。掩饰历史真相，只会加剧历史问题的累积。若是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否定，而缺乏具体事实的支撑，同样难以获得人们的信任。
历史是确凿的，它由一系列事件的因果锁链交织而成。若缺失事实的支撑，对任何议题的讨论都将失去论据的根基，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徒增纷扰。恰逢文革启动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研究空间。一个多元化的中国并不可怕，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对多元中国的恐惧。研究历史，尤其是真实的历史，若其结果可能导致国家覆灭、政权倾覆，那么革命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历史即是历史，它不具备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然而，禁止对历史的探究并不意味着历史会就此消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历史事实始终会是历史进程中敏感的节点。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教训。
刘昱含提问：在现时代背景下，为何部分人对文化大革命怀有怀旧情感？
马勇指出，民主虽有其边界与规则，推进时务必持谨慎态度。同时，我们必须与执政党保持共识，明确我国尚未完全步入真正的民主社会，然而，民主始终是我们不懈的目标。唯有秉持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开展深入的反思与审视。
深入探讨文革的必要性，关键在于我们希望通过详尽的研究，对每一起事件的起因、演变、结局及其背后的责任进行细致剖析，而非将历史责任简单归咎于某个人。文革正规配资平台app，这场全民族的悲剧，理应激发全民族的深刻反思。明确责任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真相，而非唤起复仇或保留仇恨。相反，在真相得以揭露、责任得以明确之后，我们应当吸取教训，追求全民的和解，卸下历史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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